炮也就罢了，4艘福船各自安置9门火炮，左右各4门，正前再放一门。

日本船底部不稳，本来就是小船抗高楼，因此只再安宅船前方安置火炮一门。

秀家这边的安宅船就是李舜臣手中装备火炮的板屋船配置了，更别说还有福船和卡拉克帆船。

战斗几乎是一面倒的，火炮一轮齐射之下，对面的板屋船就损毁了大半。部分鲍作船想要借用灵活的身体穿插接近丰春家的大船，却都被游曳在周围的关船拦下。

在关船上面的铁炮箭羽一顿轰击之下，本就是小船的鲍作船根本支撑不住，还没靠近秀家的大船就死伤惨重。

箭失或许不能穿透船只的木板，但是铁炮弹丸可不会和你客气，甭管你躲在哪里，鲍作船就这么屁大点地方，木板也就薄薄一层，片刻之后船板便被血洗。

李舜臣吃到了壬辰倭乱一来的第一次场败仗，而且是败的这么惨。也就是能势赖吉没有功夫去管他们，不然肯定要杀入木浦剿了全罗水师右营。

而这也让李舜臣成功逃出生天。

回去之后的李舜臣痛定思痛的，坚定了要大造龟船的想法，在他看来只有龟船才能对付日方的炮船。

而且眼下龟船的炮位还不够，他得想办法克服侧翼开炮时候船只的稳定性问题，然后在龟船左右各开炮位，学者日船一样侧翼射击增加炮位。

而且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酝酿，他像在龟船木壳外包上铁皮，这样或许可以抵御日寇的炮弹。

这些种种想法远在京都的秀家和前线花房正幸都不得知，他们更不知道此战直接挑动了李舜臣在全罗道右水营的威望。

此前日寇来袭，庆尚道水军来求援，全罗道水军将官大多认为全罗道水军与庆尚道互不统属，未得王命联合有所不妥，再加上全罗道水军自保尚且不如，哪里还有功夫去管别人。

是他力排众议认为挫败日军部分本道、外道，只有挫败了敌军的锐气，全罗道才可以保全。

而且他拿来说服麾下的最有利理由就算，庆尚道传来的消息说日军水军没有火炮，自己这边的3艘装备火炮的板屋船就算秘密武器，火炮轰击船只的效果已经被验证了。

谁承想自己这边刚出门就撞上了铁板，对面明明才十几艘船，却打出了大几十门炮的气势，打的自己这边没有还手的机会。

首战战败很打击己方的士气，更打击自己的威望。

不过他更狠元均提供的情报有误，你这还敢说日寇没有炮船？

这都快赶上岸防炮台了！

实在是太不讲武德了！

天地良心，秀家真的没想打败李舜臣，他只想保证自己朝鲜左边的海运贸易顺畅，等到将忠清道、京畿道、黄海道抢的都运完了，马上就把船队撤走。

秀家还指望秀吉在朝鲜摔跟头呢，这就需要李舜臣能想办法断了日本方面的海上后勤线路。

但是谁知两边就是这么无厘头，直接在珍岛外围碰上了，更是直接把李舜臣给打了回去。

更让秀家没想到的是，李舜臣回去之后就写信参了元均一本说他谎报军情，才致使自己战败。

在信件中更是直言“寇船坚炮利，请造大船铸重炮以对，请天朝上国增派水师参战”云云。

总之在阴差阳错之下，历史上没有参战的明朝水师也参战了，这可不是朝鲜水师那三瓜俩枣可以比的。

明朝水师自朱元章开始就主动将火铳和火炮搬上了战船，鄱阳湖水战大胜陈友谅就有火器应用的记录。

后来由于海禁政策，水师船备废弛，官办船厂居然连400料中型福船都造不出，需要征召民用福船改装以应对倭寇。

不过后来发现，民用的福船和广船因为需要走远洋贸易的原因，造的往往比官船还要坚固。

自抗倭名将俞大猷适时提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以来，明代的海战很早就进入了近代的模式。

在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且火炮的口径越造越大。

至万历年间，甚至有红铜铸造的万斤重炮上船的记录，后世估算大约相当于欧洲的24磅重炮。

自1520~1580年一系列与外部的冲突后（主要是与葡萄牙和荷兰），大明水师模彷欧洲桨帆船的做法，把重炮安置在船头；一开始重炮被摆在蜈蚣船（桨帆船）上，后来连中大型的战船船首都安上重炮。

以《效纪新书》上的一号大福船为例，船首会摆上1门大发熕。

至此大明水师得到一种比较有效摧毁敌方船只的方法，海战战术也为之改变；遇敌先抢占上风，用舰艏重炮攻击敌船，然后航向敌人右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