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鲁氏青行解解腹方”同做略微改良。

前者多放细辛，而后者多附子。

此一方张仲景同样知晓，算是汉代比较知名的解散放了。

不过知道不带表会用。

发汗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华佗讲究：“汗一发即愈，不解者，当止，勿复发汗。”

对于华佗提出的论点，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做的麻黄汤，是很好的典型。

就在华佗以为张仲景会认可自己的观点时，张仲景却提出：“因先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而治，脉沉或不查病者，其病以积日在身，非发汗可治，当脉诊随其疾而治，病重者汗男发着，虽言一日三服，病为解，可促半日三服，由为解，知为病相阻，由可服药，至汗出。”

张仲景的话，就是知道病还在，就别那么死板，一剂汤药下去就不喝药了，灵活点，在喝点药。

张仲景的话在理，华佗可以接受，甚至觉得本就该是这个理啊！

他说汗一发而愈，是指病人出汗了，病就好了，没出汗当然要喝了，这点上他们应该没什么可辩驳的。

但转念又一想，华佗又觉得自己想当然了一些。

他知道这个理，是因为他行医多年，所遇病人无数，自然知道如何把握计量。

可如果是新学医或学医不精，只会照本搬科者，他们便无法辨别其中的药理，若是一剂药下去，汗没出病没好，他们却不敢在下药，面对病症便只能束手无策。

这也不是华佗想看见的。

尤其是在第二日，华佗带着新收的徒儿去行医时，复问对方：“若神丹丸以下，汗不出，当如何。”

对方呐呐不出声时，华佗是意识到，自己这徒儿离出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学医者多是跟着师傅多学，多看多问，在诊治无数病人后，自然会不在拘泥于医书之上的病症。

毕竟病人也不会照着书生病。

华佗在沉思的同时，也留了个心眼。

在下次论证的时候，把新收的几个小徒弟都带上了，让他们一起听听张仲景的观点。

华佗治病讲究寒、时行、虚烦三证在，治疗伤寒时分为四法汗、吐、下、清，偶尔灵活辅以水膏等法。

而张仲景在华佗的基础上，更加细化的病症的分类，将病症分为伤寒、温病、中风三大纲，又依次论证了风温、风湿、中暍等证，还提出了八法，对于发汗药的选用也更加温和，防止大剂量的药对病人误伤。

也正是把这一切掰开了讲，灵活的根据病症用药，一下子让小徒弟，理解了病情的关键。

——对症！

简简单单两个在，却是要一个医者，行医数载才能明白的道理。

有时候甚至你让这些医者说，他们也是说不懂道不明这些理的，华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数日为候，以时间长短教导徒弟用药。

用的药也是遵循古法，不乏毒物以毒攻毒。

但这样的计量，华佗行医多年资质聪慧，用起来得心应手，自然没有后顾之忧。

可徒弟为初学者，师傅怎么教导他就怎么学，师傅怎么用药，他就怎么用药。

若是跟在华佗身边直到成熟出师还好，要是中途离去，有良心敢质疑着的，说不定日后还能根据行医的经验纠正过来，胆子小一点注重权威的不知日后会是和光景。

正是相同了这一点，华佗才对张仲景的辨证六经，心服口服。

他的医术近用损人，后人为可学，张仲景的医术以症治人，后人可学。

正是此时，华佗也恍然，原来所谓的根据临床症状诊断病人是此事。

不过认可归认可，辩论赛结束后，华佗和张仲景的讨论依然在，除开汗，他们还有吐、火、水法对于伤寒的治疗可以讨论。

其中关于伤寒的治疗，他们在方法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不过执行上稍有不同。

由于已经相熟，二人就不在“矜持”时常吵的唾沫横飞，要不是二人的徒弟拉着，东汉末年充沛的武德，也不是不能上演一下。

不过好在医家、墨家等实践学派和存学术论学派还是不同的，他们讲究实践出真理。

在张仲景和华佗纷纷下场为病人治病。

华佗以摩膏火炙、汗、下同用合治疗病人……

张仲景以火摩身体，酒服如杏核一枚，认为两病必有先后，当发表攻表，发里攻里，以急症着为先……

当然二者都是当代神医，经过二人之手，尽管用的药和方法都不一样。

病人却都痊愈了。

双方自然是平手，师傅比完就到徒弟。

由两人徒弟负责的病人，相比起师傅运用高超的医术，使病人恢复的又快又好，他两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张仲景的徒儿还好，病人病程虽然久，可病好歹治好了，华佗的徒弟虽遵照着，华佗的教导治病。

但还是缺乏经验，里症表治，只是治疗到了病人的皮毛，病症尚未去除，即使表面上看起来好了，但还随时有复发的可能性。

自此华佗在心里发誓，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