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元（银币）作为海军补助经费。因此，在“倭王”（天皇）的感召下，日本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了100多万元（银币）来资助其国家军队建设。

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当时，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已看出“倭人不可轻视”。

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且“不以倭人为意”。因此，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国防军费预算，挪去修“颐和园”，从西元1888年始停止购进军舰，三年后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和弹药经费。

日本的“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平原”（华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通过彻底打败清军来压迫清朝屈服于自己的军事占领。

日本认为能否达到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为此，日本人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其次，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以迅速夺取黄海的“制海权”。

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果海军取胜并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则陆军便从“渤海湾”的“天津港”登陆，之后全力扑向清朝的首都——北京城，以此来实施“直隶平原大决战”，一战而定大清朝！

如果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若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清朝，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中国方面，战前则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中的“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有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故必然要面临失败。

清朝从开始就寄希望于俄、英等国“调停”，继则在海、陆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

实际上，清朝“临时抱佛脚”是实行了“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但从战略规划方面来看，日本早就已经拔了“头筹”。从“海战”方面来讲，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因为关系到战争的最终成败与否？

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也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内自由航行，而同时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战争当事国”的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布局。

“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是指黄海海域，因为“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对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中、日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而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因此，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才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

也就是说，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日本海军形成遏制，不但必要，而且也有这个可能。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清朝或许能够取得胜利，甚至喜获得日本战败赔款。

但在双方争取“制海权”的“黄海海战”中，清军以劣势兵力（清军3000吨以上军舰两艘，3000吨以下军舰10艘，日军3000吨以上军舰8艘，3000吨以下军舰4艘）迎击日军。受限于军舰制造时的技术条件，“北洋军舰”的有效射击距离不超过3000米，而装备了新式测距仪的日本军舰吉野号有效射程可达到5000米。

日军还装备了新式的“速射炮”。北洋各舰设计时，由于火炮威力不足，所以强调舰首对敌，依靠“撞角”来撞击敌舰，这就相当于普通士兵间的“白刃战”或“肉搏战”，且火炮布局以发挥正面对敌攻击的火力为主。

但舰首对敌的“横阵”不利于机动。加之北洋水师各舰舰龄较长，配备的蒸汽发动机马力也不足，养护情况更是不佳，故使得舰队的平均航速仅有10.2节而已。

而相比之下，日本舰队的主力舰较为新式，采用方便机动的纵队更适合发挥火力，速度较快。在实战中，日本舰队的机动能力也强于“北洋水师”。因此，“北洋水师”就陷入了打也打不过，走也走不掉的困境。

在实战中，“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