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异时空日本“明治维新”后实力大增，为转移国内矛盾就用武力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西元1875年4月，在朝鲜交涉受挫的日本驻朝鲜釜山理事官森山茂，让自己的副手广津弘信回国，向日本外务省提议派遣军舰开赴朝鲜，以借口测量海路来进行示威，以便推进日、朝交涉。

虽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外务卿”寺岛宗则不赞成其计划，但广津弘信等人转而找海军大辅川村纯义（河村纯义）商量，并提出了派遣军舰测量北海、西海的“献议”（请求），并得到了批准。

在这年的5月25日，“云扬号”等3艘军舰以“测量海岸”为名义，闯入朝鲜釜山海域示威。同年9月20日，“云扬号”军舰又入侵朝鲜首都“汉城”（后世的韩国首尔）附近的江华湾，并派出小艇向朝鲜“草芝镇炮台”进行挑衅。而“草芝镇炮台”立刻自卫反击，先行对日方小艇开炮。“云扬号”军舰也于次日对草芝镇进行炮击。

由于“草芝镇”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陆战队转而于这年的9月22日登陆“永宗镇”，并与当地的朝鲜士兵交火。日军以2人受伤的代价，击毙了朝鲜士兵35人，俘虏16人，缴获大炮36门，并纵火焚烧“永宗镇”后撤离，这就是“云扬号事件”（又称“江华岛事件”）。该事件也就成了朝、日间《江华条约》签订的“导火线”。

西元1876年1月8日，日本政府所任命的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在神户会合，率领载着1000多名士兵（水兵800人，陆战队262人）的3艘军舰和4艘运输船前往朝鲜，准备与朝鲜交涉，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而他们肩上更重要的使命，则是利用这次事件来打开朝鲜的“国门”。

用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黑田、井上的训令来说，就是“全权使节应以与彼结约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视为对‘云扬号事件’之赔偿，不必再行苛求”。

日本“明治政府”要求使臣必须从朝鲜得到的是：一、除釜山外，在江华岛开港（后因实地勘测发现江华岛不适宜开港而改在他处）；二、.朝鲜沿海的自由航行权；三、“.云扬号事件”的谢罪；

四、日本陆军卿山县有朋赶到“下关”（马关），设立“征韩事务局”，命令熊本、广岛两镇台做好出兵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就立即出兵进攻朝鲜；五、日本政府还命令“法国顾问”保阿索那特研究“国际法”上可以开战的条件。然而，当时受日本财政所限不宜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大久保政权”仍期待和平解决。

不过，也有一种解释认为，“大久保政权”之所以积极预备开战，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武士阶层，以防他们在交涉破裂时兴风作浪。而黑田清隆在驶往江华岛的途中也担心会遭到朝鲜的炮击，请求日本政府给他增加两个大队的兵力以备不测，但日本政府以“违背和平主义方针”为由，拒绝了黑田的增兵建议。

但在黑田、井上出发前稍早的时候，日本另派森有礼作为驻华公使，前往中国北京，赋予他试探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的态度的使命。森有礼代表日本政府向清廷通报了“云扬号事件”及日本遣使“修好”的经过，扬言朝鲜如不接受日本要求的话，将会“自取不测之祸”，试图劝说清政府干预日、朝之间的交涉。

其实，日本人是希望清政府能派遣官员和日本使者一起去朝鲜，并向朝鲜发送咨文，代为寄送日本致朝鲜的书函等。但是，这些都被清朝的总理衙门严正拒绝了。总理衙门认为：“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经过与清政府官员的辩论之后，森有礼在西元1876年1月20日向日本政府报告说，所谓的“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朝鲜有权与日本缔约，但同时鉴于朝鲜名义上还是清朝的属国，如同塞尔维亚之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因而也不应把朝鲜和其他“独立国”等量齐观。

森有礼建议在与朝鲜缔约时，不要写入此为日本与朝鲜对等的条约，以及互派常驻使臣之类的条款，只要求在京城和通商口岸设置“领事”即可。他还观察到在交涉过程中，“彼等（清朝总署官员）无愤发之气色，亦更未显注意朝鲜祸福之状，想必是因支那（中国清朝）内部不洽之形势，无他顾之余力耳”。

森有礼在中国获得的情报，迟至西元1876年2月24日才为黑田清隆等所知。此时，离《江华条约》签订只有3天，而朝、日双方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所以并未对谈判本身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清朝的“礼部”则将“总理衙门”与森有礼交涉的相关文件，以“五百里飞咨”传递给朝鲜（朝鲜在1876年2月4日接收），要朝鲜国王“酌办”。此举，被认为是清朝对朝鲜政府最终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