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后来明廷怀疑朝鲜勾结日本埋下了伏笔。“不习下洋”即不熟悉东南亚等明朝藩属国之国情，担心对方实力不够强而灭不了倭寇而反受其咎。

由此可知，在万历十九年，“援朝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明朝方面已经有了“东征日本”的基本构想，而这个构想的特点在于以藩属国的军队为征讨东洋日本的主力。这一特点在后面的征讨方略中也得到延续。

但总的来说，这只是一个构想，仅仅停留在提出阶段，未能得到实施，因为在这一阶段，明廷的主要重心仍然是加强军备，防备日本“狂人”（丰臣秀吉）的大军可能会放弃朝鲜，转而入侵自己的东南沿海。

然而，随着战争的开始，这个险些胎死腹中的构想又被抬出来讨论。万历二十年（西元1592年），太仆寺少卿张文熙提出“征倭捣巢”之策。这一策略的核心是以浙、直、闽、粤四省各出兵一万五千人，合兵六万，泛海登陆日本本土，一战解决倭患问题。其中的“直”即“直隶南京”，也驻扎了不少明朝的精锐部队。

这一策略在提出后当即受到了朝野关注，并被抬到了朝议中讨论。其中较有价值的评论，当属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所作的《征倭当急捣巢非计乞详审以收胜算疏》，《疏》中认为张文熙的策略是良策，但难以施行，因日本与中国隔着茫茫大海，道路不通。最终，此策略没能通过朝议，张文熙本人也调任南京。

不过，“捣巢日本”这一战略构想并未因此雪藏，反而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吸引到了广大官员和士人的目光。部分官员开始研究，如何解决张文熙方案中“路难行”这一问题，比如当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就是。

到了万历二十一年（西元1593年），福建巡抚许孚远派遣间谍前往日本，以为日后“捣巢方案”提供情报。与此同时，暹罗国（泰国）遣使来朝，在《明神宗实录》中记载：“总督两广都御史萧彦奏,暹罗（泰国）居极西，去日本万余里,近有贡使请于兵部,愿效勤王。兵部覆令发兵直捣日本。”说此事关注度高。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明朝兵部已经同意暹罗（泰国）的出兵请求。而前文所提到的万历皇帝的“征倭敕令”在这时出现，也成就了明朝现实出兵日本的机会。但是，暹罗（泰国）毕竟是外邦，其心叵测啊！

最终，在两广方面的劝阻下，明廷还是在暹罗使者回国宣诏途中将其拦下。请暹罗（泰国）出兵的计划暂时被搁浅。不过，这倒给主张“捣巢日本”的官员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即发动属国军队一同征讨。

而到了万历二十二年（西元1592年），随着史世用等间谍们陆续回国，使大量日本情报被带回明朝，竟引起了各方反响。而许孚远则依据情报再一次提出了征讨日本本土的征剿战略，即《请计处倭酋疏》。

这一次的方略，相较之前张文熙的泛泛而谈显得更加完备。《疏》中不仅分析了当时日本国内紧张的局势，如“彼国诸酋，欲为秀吉之为而思攘夺之者甚众。阴谋伐国，构怨亦深”，即日本深陷军阀混战中。

《疏》中还提出了正确的对日战略，即“用间、备御、征剿”三项，并计算了相关的军费和出兵兵力，即“发内帑百万，分助诸省打造战舰二千余只，选练精兵二十万人，乘其空虚，出其不意，会师上游，直捣倭国”。许孚远在被调任南京兵部后的练兵选将措施，很可能就是在践行这一策略，可隨時出兵征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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