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朝廷要世代承袭原来的特殊“户籍”——“匠户”，且为了便于朝廷勾补，甚至不许分户，认为若分户会偷逃徭役。

匠、军籍若想若想脱离原户籍却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除此之外，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来改变自己的户籍和命运了，比如明朝“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其实就是“军户”出身，全靠当官才改命。

而“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要受到工官坐头的管制和盘剥。若工匠以怠工、隐冒、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则会受到官府严厉惩罚。不过，到了后来，明朝不得不制定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以银代役法”。

从明朝嘉靖四十一年（西元1562年）起，“轮班匠”一律被征银，而官府衙门则“以银雇工”。就这样，“轮班匠”实际名存实亡了。为了生活，其身隶匠籍者，还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但其人身束缚也大为削弱。

从明朝中期开始，逐步深化的“匠役改革”无疑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等到了接下來的清朝，则持续了四五百年之久的“匠户制度”也正式终结。不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该怎么穷困仍不变。

在明朝时期，“匠户应役”时，“每日绝早入局”，在官吏监督下造作（打工），“抵暮方散”，工作很辛苦，类似后世的996和007。其中，有一部分全家入局造作。他们多是原来被俘的工匠或被抑逼为工匠的俘虏，除了官府发给的盐粮和偶尔赏赐的衣物外，没有其它任何收入，因而生活艰难，堪比后世“劳改犯”。

由于衣食不给，“匠户应役”时，常常发生质典子女之事。另一部分是工匠自身入局、院“应役“，得到一份盐粮后，工余（下班后）可以回家和家属一起工作，自行买卖。他们多是从民间签发的“匠户”。

这些“匠户”的处境比前者要好些。但是，管理局、院的各级官吏，依旧往往巧立名目，“捕风捉影，蚕食匠户，以供衣膳”。所以，不论哪一部分“匠户”所受剥削和压迫，其实都很沉重﹐只是程度稍有些差别。

和“民户”中的“牧户”、“农户”、“渔户”、“猎户”、“军户”、“站户”等一样，“匠户”中也有一小部分富裕的“上户”，而从元朝起，官府衙门就从他们中间选拔局、院官吏来负责管理，故待遇与一般“匠户”有所不同。

到了明朝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明朝官府下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匠户”隶属于“工部”，分“轮班匠”、“住坐匠”二类。

明初规定，“轮班匠须一年或五年一班，轮流到官手工作坊服役，每班平均三个月。‘住坐匠’则是每月赴官手工作坊中服役十天；若不赴班，则须月出银一钱由官府另雇他人。”

这两类匠户在当值以外的其余时间，都可以自由“趁作”（安排），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终年被拘禁在官府手工作坊中劳动的束缚。但是，匠户在身份上仍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役皆永充。而匠户子弟被征入“内府针工局”习艺者号”幼匠”。“匠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是不能免除的。

“匠户”在作访中要受到官吏的层层盘剥，而各“监局”的宦官们亦多占“匠役”。因此，工匠中常有怠工或逃亡的情况。比如明朝天顺十年(西元1460年)，工匠们先后逃亡者，就曾一度多达三万八千余人！

明朝官府一方面设法招抚“匠人”，一方面又将逃亡“匠户”发往卫所充军，而知情不举者，亦充军边疆。

于是，到了明朝成化二十一年(西元1485年)，明朝官府因人手不够，被迫下令“轮班匠”可折收银两，即“南匠每名月出银九钱，北匠每名月出银六钱。纳银后，“轮班匠”们便可免赴京当班（见匠班银）。

至明朝嘉靖四十一年（西元1562年），明朝官府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班匠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了“轮班制”。按照朝廷规定，“住坐匠”仍需按月当差，故而“匠籍制度”并没有取消。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匠户”对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日趋松弛。到了清朝的顺治二年(西元1645年)，清朝官府宣布废除“匠籍制度”。这些都是后话，因为就目前来说，明朝末年的底层百姓仍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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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纯属虚构，若有雷同实属巧合！道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