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显对于贺今朝的话无法反驳。

大抵就是主公经常讲的再讲道理之前，先物理送一部分人入土为安，剩下的人才肯仔细听锤匪吏员讲的道理。

既然是武德充沛之地，那自然就需要比他们这些乡村械斗的武德更加充沛的力量，才能制止这种乱象。

徐以显便不在搭言，继续往下看调查报告。

在大明统治下，农民从事生产，多为自己单独经营。

百姓之间常有盗耕牛，争水草、夺水陂，侵间田，占山地、摘果实的小纠纷发生，成为酿成械斗的导火线。

萧姓临阵俘获柯姓男子一人，就地把他斩首，砍断四肢示众，这种事都记在县志里。

沿海临近内港地区，亦常因种植蛏、蚬等发生械斗。

最大头还是因为水利！

福建这里虽然水系多，但是能种地的少，田地边的河流自然是被争夺的重中之重。

水利的兴废，关系农田丰歉收成甚巨。

历代百姓，兴修水利，挖塘浚浦，取塘浦土壤，筑堤捍水。

塘浦高，水流易畅，堤岸高，低田不潦，早年有所取水，涝年不致成灾。

事半功倍，一举两得。

但大明官府昏庸腐朽，不能作统筹兼顾办法，为百姓规划万全，一任他们自已去做。

此疆彼界，互不相让。

甚至对他人兴修水利，非理阻挠。

或借口风水迷信，挟众破坏已成之工程。

更有在上游堵截溪水，不使下流，致低田无从得水，发生争执，上下流各乡，引起械斗。

官山村居使华陂上流，早年时常筑堰堵截溪水，不使下流。

陂下各乡，需陂水灌既田亩时，要付官山村相当大的代价，尤其是官山村人居奇刁难。

万历三十一年受旱灾，陂下各乡群众，拥至使华陂开堰放水，官山村出而拦阻、发生械斗，死伤甚多。

后知县蔡继善认管山村缺理，禁止官山村卖水。

一面令陂下各乡群众聚石浚陂，以旺水源。

但是官山村部分百姓，对陂下极为不满，时常盗窃陂石，致陂遭损坏，涝年泛滥成灾，旱年涓滴不流。

每遇旱年，下流各乡，必发动百姓，前往修陂，故发生械斗。

对于这种人，徐以显都觉得该杀。

我仗着地利收不到买水钱，就要破坏，看不得你们下游的好。

徐以显想了想在这写了一个批语，恶人自有恶人磨。

直接把这个村子的人全都迁徙走，赶不走就宰了。

他发现讲道理没啥用，还得按照自家主公意思，用锤子好使。

当然大明官府对于械斗，也不是全都坐视不管。

官吏们非但不设法制止，且视为敲剥财物的绝佳机会。

他们向较富裕的村子，明面上派人到地驻扎弹压械斗。

实则肆意抢劫财物，抓人勒赎。

士卒驻村，要好饭好菜款待。

头头们还得喝好酒，还得奉上银子，不然就要抓人。

械斗双方还得拿钱暗中塞给“父母官”的腰包。

这就是所谓的文斗。

一方直接托人用银子贿赂知县大老爷，要其派人到对方去抓械斗之人。

可是对方也同样使手段，行贿的银子，逐次递增。

钱多者胜，钱少者负。

大明的“父母官”乐得财运享通，只恐尔等屁民草草结束斗事。

历次械斗结束，无非是双方弄到财散人亡，直到山穷水尽之际，各有悔祸之心，才由(调解人)出来收场。

徐以显又写了一句批语，这些县官以及本地胥吏该杀。

再加上本地宗法观念极强。

各乡大族都有祠堂，始祖称大宗，支派称小宗。

置蒸尝（祭祀）田，收租以供祭祖修祠扫坟之用，积累添置，有达数百上千亩以上的。

后因族人愈多，族中出现把头，仗势欺凌邻乡、外姓，

也有大房霸占小房蒸尝。

如本地宋姓，族长恃蒸尝丰厚，时欺凌邻乡或同乡小姓。

小姓不堪其扰，连合其余两姓斗争。

自明到如今，时有发生。

两乡都是姓郭的，原属—派，下房以历代受上房欺负，不甘再受屈辱，乃连结附近外姓，同上郭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