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投影，斯嘉丽接着说道：“这是过去二十年利比亚人口的增长情况，截至三月中旬，利比亚人口601.2万，其中15—35岁的青年人占比79%。实际上，就业矛盾在利比亚由来已久，高失业率一直伴随着国家经济富裕而存在。

这种高失业率，来源于利比亚高度依赖政府垄断的石油经济体系。在政府部门和大量国有石油产业的挤压之下，外企与国内私营企业的规模备受限制，社会缺乏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生产制造业和服务业。

如果，这个时候爆发世界级的金融危机，一定会给包括利比亚在内的众多资源依赖型国家造成巨大冲击，原有岗位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劳动力需求，造成大量待业和失业人员。”

再次切换投影，荧幕上出现了几张照片，“这是基金会情报人员在班加西拍摄的照片，在班加西街头充斥着玩电子游戏的失业年轻人，他们都具备高学历，本科、硕士，甚至是博士。

自1968年8月，卡扎菲政变上台以来，凭借石油经济收益积累起来的财富，向国民提供持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福利，国内将近500万人口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国民素质普遍较高。

在理想与现实，专制独裁与开放自由的对比强烈冲击之下，就业落差引发的一系列心理不平衡，会使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利比亚青年，在沉默中积蓄愤怒力量。”

斯嘉丽扫视一下会场，嫣然一笑，“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科利尔在1998年发布的论文《论内战的经济原因》中提到：青年更容易建立武装。

尤其当他们在劳动市场上所获得的收入达不到他们的预期值，相较于政治不满，经济因素更容易导致内战爆发。

我曾经从事过与塞拉利昂之间的钻石贸易，对塞拉利昂内战有过深入研究，也总结出了一条理论：当存在严重排他的社会经济时，只有暴力才能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就业机会的长期短缺会导致年轻人为了财富、地位而起义。

嗯哼，如果大家愿意，也可以称之为革命。”

另一位副领袖犹大·纳扎雷诺说道：“斯嘉丽，你认为利比亚会爆发内战？”

“犹大，不用着急，听我继续往下说。”斯嘉丽回应一声，示意切换投影，“八十年代，卡扎菲政府对全部民营企业实行国有化，虽然在九十年代放宽政策允许私人部门的建立，但是计划经济残余并未完全消除，至今还是利比亚经济的主导。

这种经济的高度集权，导致政府对经济活动具有高度的限制和干预，部分干预内容甚至被纳入法律当中。近年来，利比亚采用严紧的政策，强制出口代理制、禁止外商在国内从事商业活动。

在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利比亚名列155位，略高于朝鲜与古巴，成为最受压制的经济体之一，这也充分说明了利比亚经济的高度集权性。

利比亚产业部门存在的失衡问题，在长期的体制改革中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并将在未来产生不可估计的后果。

由于石油经济是利比亚的主导产业，油气部门为利比亚国民创造了超过90%的收入以及约95%的出口收入，这也使得利比亚成为世界上最缺乏多样化经济的国家之一。

然而，为国家创造大量财富的油气部门仅有全国3%的劳动力；45%的人员滞留在公共部门，且工作机会一直控制在以卡扎菲家族为首的贝尼·希拉尔部族手中，而私人部门仅为GDP创造了2%的财富。

由此可见，利比亚的社会环境并不能提供相应的创业热情和硬件设施，大企业国有化、国营油气公司垄断化，依然阻碍着经济快速发展。

高度单一地产业部门，使利比亚经济呈现出一种弱势姿态。即使卡扎菲统治下的强权政治和高额的人均GDP，也不能掩盖其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和由于过度依赖石油经济以及近乎极端单一的经济体制，利比亚无法如同发展多样化经济的国家一般，有应对危机的弹性措施和适应能力。

一旦爆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会导致油价大跌以及外国石油企业的部分撤资，对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利比亚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创，甚至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无法复苏的经济结构和伴随而至的高失业、高通胀率与政治腐败并存，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这些是利比亚经济上存在的问题，我接下来说一下部落之间的关系。”

斯嘉丽示意切换投影，“在卡扎菲的独裁统治下，利比亚政府不仅没有通过石油经济对非本部族人民进行公允的补贴，反而以一种不公正的方式打压各个地区的族群：

东部石油丰富地区一直处于被压制与忽视的地位，由于当地不能取得开采石油的合法性、技术设备，中央政府和外企毫无意外地垄断了当地的石油开采。

在东部昔兰尼加的人看来，卡扎菲的独裁，就是西部掠夺东部石油自肥。

石油开采带来了环境